政策压力仍大 玻璃弱势调整

企业不能生产，首先是因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不能复工，处于隔离状态，由此产生连锁反应，导致供给侧受到严重冲击。

在经历过几十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高增长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铁路、公路、机场已经基本饱和，虽然理论上东部地区的城市地下管网、西部地区的公路等设施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经过过去几年PPP一轮轮的筛选之后，能够有稳定现金流回报的项目已经不多。（作者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万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海冰、李明昊对本文亦有贡献。

毫无疑问，消费的下滑和恢复缓慢主要是因为疫情对人们收入、出行造成影响，但疫情冲击下没有及时降低存款利率、变相鼓励储蓄，也是造成消费恢复缓慢的主要原因。其次，货币政策来看，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储蓄方面，应尽快推动全面降息。2020年，面对疫情冲击下国内消费的大幅萎缩，相关政策没有着眼于刺激消费，而是又一次主要通过扩大投资来稳增长。那么，这样主要靠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扭曲增长结构，有多大程度的可持续性呢？ 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例，前8个月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主要得益于3.75万亿地方专项债以及配套信贷资金的支持，尽管7月份第三批专项债额度也已经下达，但是8月份基础设施投资比7月份环比还小幅回落。由于需求的恢复滞后于供给，经济总体仍处于通缩状态。

8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甚至已经超过了去年同期的增长速度，预计最后四个月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工业全年增速有望达到3%左右。当然，消费总额中除了商品实物消费，还包括居民服务消费支出、政府支出，但是疫情冲击下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也是严重负增长，而政府支出在消费总额中占比只有30%左右，即便有所增长，也很难填补居民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减少造成的缺口。从当前的疫情看，既要防疫，又要复工复产，还要扩大消费。

第二，关注老龄社会的到来。比如研发，我们有的研发平台，它可以把全球的研发者放到平台上，有企业需要一种研发的话，他就在平台上发布，全球有这个技术的人就可以来接单，然后在平台上发布，变得非常快。所以，规模越大，单品成本越低。我觉得数字经济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推动因素。

全球产业链的分工继续在推进，全球创新链在不断地发展，其实是更加密集地在发展。现在，我们已经在跨国公司全球创新链中间占了20%多了。

但是这也是常态，很多发达国家之间长期就是水平分工、相互合作竞争的关系。两个面都要讲，一是，他是巨大的消费潜力。现在有了物联网，可以把高速运转中的设备连接起来，这样会让所有的生产过程处在一个智能化的控制之下，提高它的效率。在十四五期间，我们的科技会从原来跟跑为主，转向了跟跑并跑领跑并重的时期。

二是，通过外循环，能够让我们国内产业已经形成的国际市场能力发挥出来。在平台上一起练，一起上传，还可以比赛，社区之间、城市之间，包括国际之间，既是端对端，又可以形成一个社区，在平台上相互比赛，这也是要靠数字经济。我听过很多老年人跟我讲，希望家里面处处都是扶手，很多地方安呼唤器，很多东西的高矮、软硬、可及性、安全性，都是要根据老年人的需要，适老化的改造，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里面背后要做的事情很多。消费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我觉得这两条都是重质量的、意义多面的消费需求。

这个发展是持续的，我们的创新在那些卡脖子关键技术上，一定要做好，不能被别人掐住;同时我们要看到全球创新链发展的格局，在我们创新布局上也要尽可能地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全球创新资源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服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数字技术会从现在的消费端为主直接向生产领域扩张。

就是彼此合作竞争，在同一个水平下，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产业链、创新链维护好，让大家在中间都获利，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用的是闲置设备，速度非常快，成本非常低，大概比一个固定工厂生产成本低一半，而且效率非常高。

现在发展出来一种就是在家健身，但是通过一个智能化的终端，把你的健身数据上传到数字平台上，平台上有教练替你来指导。事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全球的产业链继续在发展。4、数字经济，将如何影响中国制造? 江小涓：我们现在有一些互联网平台，它就是一个云工厂，它自己没有设备。三是，我们每年出口中得到的外汇是很多的，它是国内购买力的一部分。水平分工的时候，你和别人既有互补、有合作，也更有竞争，国际关系就不一样了，所以国际环境会更加复杂一些。我举一个例子，像连锁的早餐店，一进去以后，您已经不需要拿上餐去排队交款，每一个餐的外包装上都有一个二维码，把餐拿上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扫码付款就可以了。

这应该是我们消费中质量最重的一部分。我们慢慢地既出口那些原来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不断地在向高端出口一些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产品，垂直分工变成了水平分工。

(本文系作者在接受人民网强国论坛、人民日报麻辣财经工作室和全国党媒平台联合推出的新媒体访谈节目《人民e财经》专访的谈话) 进入 江小涓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数字经济 。最近我去一个企业，海尔有一个平台叫卡奥斯平台，上面聚集了数万家企业，他们联合这个平台上的企业，直接开发了一个数字化、智能化的房车，处处联网，实时在线，很多事情是智能的。

6、从跟跑到并跑，中国面临哪些新挑战? 江小涓：十四五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一个起步的五年。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痛点、堵点，我们还有一些卡脖子的问题，我们要加快国内各方面的创新，能够尽快地让这个堵点畅通起来。

所以要通过外循环，为国内庞大的产业基础提供更多的顺畅运转的基础。数字平台，它才可能智能化地迅速地聚量地把生产要素聚合起来。我们原来讲生产组织方式，需要企业匹配一个非常完备的生产线和所有的生产员工、技术，将来有可能社会上有很多单元式的生产要素，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是一个设备师，我是一个专门的设备供应商，来了生产任务之后，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组织资源，这个将来是对整个生产方式的一种颠覆。所以，我们要通过新型城镇化，让那些流动人口，特别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能够在城市里安居下来。

它了解每一个工作者、每一台设备、每一个要素。我们获得的利润、获得的工资，很多都是搭载在出口商品上的。

这也是一个个性化定制、小批量灵活生产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现在波音787，它的全球分工程度比波音737要大得多。

跟跑的时候相对是比较简单的，你知道这个技术用在哪，你知道它的配套产业是什么，你知道市场的需求在哪里，它的使用前景是很明确的，你只要跟上去，缩短差距，就把事情做好了。既可以促进消费，买车;又促进旅游，避开了公共交通的痛点，卖得非常好。

其实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比较好，大量进口商品，对外投资带出技术，我们把自己事情做好，也是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这个双循环能够有更好的基础。向外可以把供应链、服务链都连接起来，很高效率地来匹配生产过程。长期来看，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中国的优势就是有产业集群，在一个不大的范围里面有很多中小企业，接到一个订单，它就向区域里面的企业问谁有空闲设备，然后把区域中间的空闲设备组织起来一单一单生产，这一单做完了，云工厂线就没有了。

如果没有产品出口，这块产业能力是发挥不了的。十四五时期，我们的国际环境还会有进一步的变化。

其次，现在消费已经从单品消费扩展到了生态消费、场景消费，我希望回家以后它是一个智能厨房、智能家居，出行是一个智能出行，运动是智能运动。供给侧怎么匹配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升的需求，要迅速、灵活地调整，提供更高质量、更多元、更符合需要的产品，这是对生产端的重要需求。

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产业，出口大概占它整个行业能力的1/3，个别产业更多。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现在一些最重要的新产品，比如特斯拉，这个汽车的国际合作分工程度比很多传统的汽车要多，它利用的各个国家的零部件来组合这个汽车，它的分工程度比很多传统的车要多。